江南体育官网大家 对艺术的热爱和对人的尊重——钱谷融先生艺术人生漫谈倏忽之间，业师钱谷融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六年有半了。有幸在他门下受业的们偶尔相聚，免不了回忆起钱先生为人为文的点点滴滴，既是受感情不由自主的驱遣，更重要的也是以此增进大家在纷扰人世间不断前行的资源和力量。
钱先生在上海电视台《名家时间》节目中曾说：“我一生都看重真诚，所以我一本书叫《艺术·人·真诚》，表示最尊重人，最崇尚真诚，最爱好艺术。”这五个字确实可以概括钱先生一生的精髓。
钱先生在中央大学读书时，服膺唯美主义，喜欢王尔德。他1945年4月在《艺术化人生》一文中写道：“‘美的追求是生命的真正秘密’。王尔德的这句话荒诞吗？不，一点也不。那为后世人类所赞美歌咏、低徊不绝的希腊人的生活，不就是始终以生命的美化为着眼点的吗？”他在1950年11月写的思想总结中这样说：“我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去追求美，追求趣味。美在的地方，趣味在的地方，我就流连盘桓，不忍离去。我读书、做事、交朋友，一切从趣味出发。不合我的趣味，我都掉头不顾。对学问，我也不甚重视。我认为最好的学问，应该在生活里边。”
这种对唯美主义的偏爱也曾给年轻的钱先生带来感伤和困扰，对此，他在1940年写的《绿色的陷阱》一文中曾经有过描写和抒发：
“天冷了，而我的心更冷。似乎来到此地以后，就没有见过太阳。因此，虽当盛夏，我的心也是冰凉的了。过去曾有过的那种近于疯狂的热情，已经去我甚远。周围的人们，对于我一天生疏一天。朋友来信，常置而不复。一封、两封之后，来信也便绝迹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些‘傲慢’‘狂妄’等字眼，不时传入我的耳中。其实孤寂则有之，傲慢、狂妄倒都未必。但我是没有辩解的余地的，而且也不想辩解，只有一天天益发孤独起来，益发寂寞起来……”
“有一次，我无意间听到一个人对于我的批评，而且他还用了一个极新奇、极动听的名词。他说我是生活在幻想里的人，对于现实非常生疏、隔膜，在现实面前常有目眩神迷、手足无措之感。他说，在我身旁有一个‘绿色的陷阱’，如今我已深深地跌陷于其中了……假使有一天，我能重见阳光，我的心头又有了热力、有了爱憎了，那么我也不敢有别的奢望，只希望能多跌几个人到我的绿色的陷阱中来，使我能得到些许心灵的安慰。”
钱先生率真地表白道：“在现实生活里，我最不喜欢的是拘束，最厌恶的是虚伪。我爱好自由，崇尚坦率。”“我的情趣常逗留在一些美妙的形相上。而据我看来，形相与实质，其实应该总是契合无间，有着高度的协和与一致的。”“我也企图把我短促的生命雕琢成一首精美的小诗，希望那里面的每一个字眼都要是有光有彩的，每一个音节都要是珠圆玉润的。”因此，他十分欣赏英国诗人济慈的美学观：“美即是真，真即是美。”
钱先生原名钱国荣，因为命中缺火，所以父亲给他起了这个名字，过去繁体字的荣不是草字头，而是两个火字。水与火相对，故而钱先生一生与水也就特别有缘。
他在1942年写过一篇《说水（述志）》：“余生二十三年矣，读书近千卷，行路将万里，而学海浩瀚，造化无极，犹未足究其万一也。窃羡夫水，充塞乎天地之间，包盈乎之内；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大江笠泽，澄澹汪洸，莫能测其渊沖而尽其鸿深也。或值宇宙澄寂，八风不翔；清波滟滟，绿叶漾漾；浮萍连翩以流转，鱼龙相戏而盘旋；照云映月，四宇清朗。若乃回飚狂厉江南体育官方网站，白日寝光；激逸势以前驱，乃鼓怒而作涛；骇浪暴洒，惊波飞薄，震负舟之黄龙，泣幽壑之潜蛟。至如夏日酷热，烈炎下射。禾苗待毙，民苦焦烂。乃蒸腾以上升，化而为甘霖，驱旱魃于地表，解黔黎于倒悬。是以其为器也，芴漠无形，变化无常；乘风凭虚，卑以自居；甄有形于无欲，颁大惠于群生。使生而能化也，吾其为水乎。”
他曾教过本科生“大学国文”这门课。他说：“有本《大学国文》，是叶圣陶主编的。他里面从《易经》开始选。我喜欢里面庄子的一篇《秋水》，我讲《秋水》，学生都非常爱听。《秋水》是《庄子》的一个浓缩。我讲《秋水》讲了两个月。他们叫我秋水先生。”
钱先生喜欢到居所附近的上海长风公园散步。晚年他曾如此描绘公园里的一池碧水：“我最爱的就是那一片碧波荡漾的湖水，每当夕阳西下游人纷纷离去，园中渐归宁静之时，我常喜独坐湖边，凝神遐想，注目遥睇，而双目无所见，脑亦无所思，只觉得浑浑然，茫茫然，胸中一片空明，而心情异常恬适。这种感觉，我想离开了湖水恐怕是很难得到的。”
上海解放以后，钱先生“第一次有了脚踏实地的感觉”。他以上海交通大学教师的身份，被学校派往北京华北人民大学研究院学习，为期半年。在这期间，他学习了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的理论。他在总结中说：“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又创造了世界。今天社会上的一切财富，人类所享用着的一切精神的、物质的文明，有哪一样不是劳动的成果？”他对恩格斯“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的理论深表认同。
钱先生在总结里说，通过在大学的学习，他“跳出了绿色的陷阱”。同时也不无清醒地意识到：“我的习性，我的志趣好尚，早已铸就定型，牢不可破了。”
他在上海电视台一档节目的自述词里曾经不无幽默地回忆他那篇名文《论“文学是人学”》的出场情形：“1957年科学讨论会，是在三月举行的。我的文章是在二月写的。就是为了要参加这个讨论会。我宣读论文前，请主持人允许我先讲一个故事：有个先生同太太感情没有了，在一起也挺好的。后来喜欢另一个女的，感情的事是没有办法的，虽然同这个女的感情非常好，非常喜欢，但是不敢和她公开一起出去；平时还是搀着太太，表现出非常恩爱的样子。其实感情是很勉强的，他爱的其实是另外一个人。我说，诸位先生，我就是那位先生，我的新爱人就是这篇《论“文学是人学”》。”当时的会议主席施蛰存先生调侃说：“我们大家就一起来欣赏三角恋爱吧！”
“那时候我们的文学理论，是用苏联的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做教材。那个教材里面讲，‘描写人是作为反映整体现实的工具’。写人，为什么写人呢？因为要反映现实，人就是一个工具，通过人来描摹现实的感受。我就很不以为然，人怎么可以成为工具呢？‘文学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我也不以为然，人怎么变成阶级斗争的武器了呢？所以我就觉得文学是人学，主要是写人的，表达人的心灵……”
在发表这篇长文之前，钱先生还翻译了不少有关和苏联文学的论文，只不过多数都没有公开发表。其中《高尔基作品中的劳动》一文，钱先生后来说：“译自美国的《群众与主流》。这个刊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我国很流行。它所谓劳动，兼指脑力与体力的劳动，这对我后来提出‘文学是人学’的观点，可能也会有影响，但我是在读了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以后，才知道高尔基有把文学当作‘人学’的意思的，那已是五十年代中期的事情了。至于把文学与人道主义联系起来，而且把人道主义的地位提得那么高，则主要是受了当时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艺理论小译丛》中的文章的影响。我的文艺思想就是在我早年所受的教育，所读过的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再加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苏联的文艺理论的影响下形成的。”
他还说过他不太喜欢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理论，而更喜欢别林斯基。同时他也喜欢法国的丹纳。后来他又说：“二十世纪末，我才从家藏的法国人泰纳（一译丹纳）所写的《英国文学史》（英文版）上读到‘Literature, it is the study of man ’（文学是人学）这句话，这可能是这句话的最早出处。”
钱先生说：“我的这些文章，大家可以看到，对艺术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前后相当一致，很少大起大落的变化。这，一方面固然多少显示出了自己的一点诚实之处，不轻易人云亦云地去谈那些自己还没有认识到的，或者还不十分理解的东西，总希望竭力做到使自己所说的和所想的能够比较的保持一致。但另一方面，却也充分说明了自己的驽钝，适应性太差，不能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一语，正所谓“人人能解，解各不同”。钱先生说不能的，是不断翻云覆雨的“与时俱进”。在我们看来，他的不忘初心、不改童心，恰恰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与时俱进”。
钱先生20世纪70年代末才得以晋升为教授，从1979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随后在80年始指导博士研究生。王晓明、许子东、殷国明、吴俊等，都是他的学生。
说起如何指导研究生，他曾这么表述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时都要）考一篇作文。我看他一篇作文，（看看是否）有才情，天赋高。过去我们不重视遗传，其实天赋和遗传是很有关系的。天赋当然是父母的事情，但是你对自己的天赋并不是很了解。作为一个老师，我年纪比你们大，阅历比你们多，知道你们的长处在哪里。长处尽量扶植它、发扬它，短处要避开它。另外一个要努力，努力当然是你们自己的事情。要你们喜欢努力，这是老师的事情。怎么要你愿意努力呢？要爱好这个专业，你爱好了，不要老师督促，你们也会去努力。我知道文学是很有魅力的，引导你们爱好文学。聊天，他们就坐在这里（指钱先生的客厅）。开始的时候还准备着一套跟他们讲讲，主要是聊天，看到什么题目，即兴地讲。他们提出问题，有时候他们讲的比我还多。”
这种师生共同讨论问题的场景江南体育官方网站，可以依稀看出中外思想家传道、授业、解惑的流光碎影。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教育部也曾总结过钱先生的这种经验，拍摄过相关电视专题片。可惜随着那一代先生的逝去，此种风景已不易挽留和延续。
认识钱先生的人都公认，钱先生骨子里渗透着这个时代已越来越难得的散淡。他承认，自己少年时就敬佩诸葛亮。“我敬佩的不是做蜀汉丞相的诸葛亮，而是原来在隆中的时候，高卧隆中的山野散人的诸葛亮，所以我也很奇怪，那时才大概十二三岁。三顾茅庐这一段写得特别好，我一直印象最深。我最喜欢诸葛亮，我后来看到诸葛亮死了，我自己一直哭，看不下去了。这大概和天性有关。人照例应该‘慕荣利’，光荣、利益、利害；我好像就喜欢自由散淡、光明磊落、净化淡泊、光风霁月一样。我从小最喜欢的就是自由，率性而行，不开心也是自己愿意的，做自己愿意的，不愿意听人的使唤江南体育官方网站，听人的命令。人家限制我，我总觉得不舒服。散淡可以无求于人。我自己的确是无能的，我的确，不是谦虚，不是套话。现在叫我做什么，我不会。教书我会教的，除了教书我什么都做不来，也没做过……所以从来不跟人争什么的，也算淡泊，不去争。比如一直做讲师，从来没有说怎么到现在还不升，从来没有，所以我当了三十八年讲师。”
他说，“我一生服膺两句话：一句叫‘认识你自己’或者叫‘知道你自己’；一句叫‘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淡泊一点，宁静一点，不要跟人争’”。
钱先生晚年时，世界和中国都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他仍然秉持着他的艺术情怀看待周围世界。他在1997年写过一篇文章《我希望》里面述及一个梦，梦中跟“一个手持拐杖的白发长髯的老者”有所交谈。老者说：“我们都是老人了。老人并不是都像人们所说的只知道回顾过去，我们也常常缅想未来。你说是吧？”接下来便有如下对话——
“‘可不是吗？’我说：‘我就时时被一种对未来的美好希望所苦苦纠缠。我知道这种希望是很难实现的，但偏又无法放弃，因为它是这样的美好。因此我十分苦恼。’”
“‘我希望人与人之间都能够互相理解，互相尊重；都能够为了使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使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生活得更幸福而自由地奉献他所有的智慧与才能。’……‘我希望天能更蓝，水能更清。我希望孩子们能够永远纯真。’……”话刚说完，就忽然一个踉跄，从梦里惊醒过来了。
随着时光的流逝，钱先生的这些希望并未过时。在人类完成基因测序，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可以说，“人学”虽不是钱先生首创，但由于他的系统阐述而广为人知。广义地说，所有的艺术都是人学。又由于人类基因的千差万别，艺术也必然是多元而多层的。钱先生经常引用《秋水》篇中的“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始终无故”。因此，钱先生的艺术观念和理想是开放的、包容的、真诚的，也是常读常新的。